2001到2007中欧关系特征？
第一，中欧都从战略上看待彼此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认为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二，中欧都处在各自发展和改革的关键阶段，都致力于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谋发展。
第三，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中欧有共同利益和重要战略契合点。
第四，中欧双方建有比较完备的战略、**和外交沟通机制，双方**互信在加强，外交政策沟通十分顺畅。
巴黎**大学国务学院院长：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有更大潜力，“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仍紧密相连
在商务部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主办、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共同承办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论坛上，巴黎**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西班牙外交、欧盟与合作前部长阿兰查·冈萨雷斯（AranchaGonzález）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
在冈萨雷斯看来，进博会时隔三年首次全面恢复线下举办，对恢复全球的贸易互联有重大意义，让世界各地的企业有机会与中国企业进行交流和贸易。企业之间需要建立一个会面、讨论、谈判和最终交易的空间，进博会的举办意义非凡，希望进博会为中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公司带来大量商机。
对中欧关系，冈萨雷斯认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有更大潜力。她表示，中国和欧盟是重要合作伙伴，各自约占世界经济的20%，需要相互合作。而且这种伙伴关系没有完全发挥出潜力，可以做得更多。中欧双方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在气候变化、金融稳定、国际贸易、全球和平与安全等问题上为对话和合作创造空间。
地缘**正在威胁全球化的纽带，对于“去全球化”还是“再全球化”的讨论也在升温。在冈萨雷斯看来，现在面临的是一种新形式的全球化，各国仍然紧密相连。如果从总体上看国际贸易，数据显示仍然相当强劲。
（巴黎**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阿兰查·冈萨雷斯，主办方供图）
来源：中国驻欧盟使团
时间：202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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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对外交往 助推国家关系全面发展_中国人大网
近年来，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取得很大成绩，“议会外交”一词日益为人们所熟悉。2010年是我国胜利完成“十一五”任务、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国际*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一年。全国人大深入贯彻落实*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紧围绕*和国家中心任务，坚持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为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
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具有自身特点和优势，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和代表性，能够为国家关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大对外交往，代表我国国家利益，直接表达人民意愿，阐述中国人民对国际*势和一些重大问题的根本看法，展示中国人民建设祖国和构建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望，了解各国主流民意，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切实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取得其他渠道和方式代替不了的效果。
二是对象广泛、领域广阔，能够为国家关系的发展充实新的内容。全国人大对外交往，既做外国议会和议员的工作，也做**和各界人士的工作，综合优势明显；既有立法交流，又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内容丰富；既做外国议会高层领导和主要议员的工作，又面向广大议员，影响广泛；既与执政*议员交流，也开展与在野*议员的交流，立足长远；既与各国资深**家保持联系，更注重与各国年轻议员加强交流，面向未来。
三是形式多样、方式灵活，能够为国家关系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全国人大对外交往既开展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又有议员、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办事机构、助手和地方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交流体系；既有义正辞严的交锋和交涉，又有润物细无声式的工作和交流，可以潜移默化；既有日常的工作交流与磋商，又注重个人感情的积累，能够深入人心；既有正式会见会谈，又有研讨会、文体比赛等活动，做到不拘形式；既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又把促进经贸合作作为重要任务，为企业和地方的经济合作牵线搭桥；既可以“走出去”，向各国议会和**家介绍中国，又可以“请进来”，让更多的外国议员亲自感受中国的发展，客观了解中国，积极评价中国，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服务国家外交大*，积极开展对外交往，特别是高层交往，不断开创对外交往新*面。通过高层直接沟通和交流，中国与发达国家议会**互信不断增强，与周边国家议会睦邻友好继续推进，与发展中国家议会传统友谊发扬光大。
去年7月7日至20日，吴邦国委员长访问法国、塞尔维亚、瑞士并出席第三次世界议长大会，是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欧关系面临新的历史发展机遇的关键时期我采取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动。吴邦国广泛做往访国各界工作，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保持了中欧关系良好发展势头，促进了我与各国议会交流与合作，扩大了我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11月3日至13日，吴邦国访问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对巩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意义重大。吴邦国访问中积极评价与三国友好合作关系和良好发展势头，重申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对发生自然灾害的印尼和泰国两国**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巩固和加强了我与三国及东盟的传统友好关系，对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维护我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去年3月份两会结束后不久，王兆国副委员长率团访问突尼斯、埃及和马来西亚，并在访问埃及期间主持了全国人大与埃及人民议会定期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王兆国与三国议会、**和各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介绍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就加强各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促进了我与三国及伊斯兰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深化了我同三国的传统友谊，加深了**互信；密切了全国人大同三国议会的交流与合作。路甬祥、乌云其木格、华建敏、陈至立、李建国、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陈昌智、严隽琪等副委员长分别对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的30多个国家进行了访问，出席了议联大会、亚太议会论坛年会和二十国集团议长大会等多边活动，对推动我与有关大国的战略关系、巩固和深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和**互信、保持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同有关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的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随着我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及我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议会领导人希望访华。2010年，全国人大接待了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芬兰、卢森堡、朝鲜、泰国、南非、埃塞俄比亚、马其顿、马里、马拉维、乌拉圭、智利、古巴、巴哈马等国的18位议长及欧洲议会议长，俄罗斯、瑞典、爱沙尼亚、摩尔多瓦等国的4位副议长，深化了与各国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密切了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
2010年5月，欧洲议会议长布泽克应邀访华。布泽克访华后公开表示：“这几天在中国所看到的发展，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发展，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以来的发展，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利益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他坦承道：“在某些问题上，我们当然也会有一些分歧，但在友好的合作中这十分正常，而且我们双方进行了非常有建设性的对话。”
2010年全国人大与有关国家议会的定期交流机制得到有效推进，继续促进了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一年来，全国人大分别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合作委员会、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日本参院、英国议会跨*派中国小组、法国国民议会、加拿大加中议会协会、澳大利亚众议院、韩国国会、智利议会、埃及人民议会、墨西哥议会以及欧洲议会组织等举行了机制交流活动。
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邀请，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米罗诺夫和俄罗斯国家杜马**格雷兹洛夫分别率团访华，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与俄联邦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中国全国人大与国家杜马的第四次会议。其间，胡锦涛**、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习近平副**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分别与俄方会见、会谈。中俄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广泛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就如何进一步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各自国家发展战略及国内情况、经贸和地方务实合作、能源和气候变化、人文交流、中俄共同举办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活动等议题达成广泛共识。吴邦国就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进一步发展提出5点具体建议：第一，始终把增进战略互信作为两国立法机构合作的首要目标；第二，加强两国立法机构的交流，提升合作的质量和水平；第三，推动两国立法机构为务实合作发挥更大效能；第四，积极探讨推动人文领域合作的新思路；第五，努力为两国关系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
全国人大与美国会参众两院的交流机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双方成功举办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参院交流机制第五次会议和全国人大与美国会众院第十一次会晤。中美双方代表都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保持双边关系稳定发展不仅对中美两国，而且对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和持久繁荣都具有重大意义。我方强调，两国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是正常的，关键是要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中美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和精神，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增强互信基础。
2010年是中欧关系发展之年，在中国全国人大与欧洲议会交流机制框架内，双方共同举办了两次交流机制会议和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扩展核心小组访华活动，双方就中欧关系、议会交往、中欧经贸关系、和谐社会建设和人权、环保和能源合作、文化、教育和旅游合作以及地方交流等议题深入交流。中方表明了我致力于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各领域务实合作的积极态度，重点就中国的投资环境、能源政策、人权、中国法制建设和有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阐明了我原则立场。全国人大还发挥交流机制连续、稳定的优势，结合访问活动挖掘经贸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欧方与中国地方建立经贸、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关系。总体看，双方的交流达到了增信释疑、扩大共识、推进合作的目的。
此外，中国全国人大举办了与日本国会参议院定期交流机制的第四次会议，以中加建交40周年为契机与加方举办了两次交流机制会议，启动了中国全国人大与法国国民议会交流机制第一次会议、中国全国人大与墨西哥议会论坛第一次会议，就如何推进全国人大与澳大利亚议会的交流机制形成了新的共识，保持了与英国、韩国、智利、埃及等国议会机制交流活动的连续性。在上述活动中，针对有关国家关切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注意突出主题，会议和访问活动相互配合，工作实效性进一步提高。
此外，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的对外交流是全国人大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各委员会派出32个团组分别对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立法考察和友好访问。各委员会紧密围绕国家中心工作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规划，赴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农村基层政权与基层自治组织、农村金融等内容进行立法考察和对口交流，学习借鉴有益经验，提高立法质量，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国际会议是开展对外宣传和提升我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全国人大积极开展议会多边外交。目前，全国人大已经加入各国议会联盟、亚太议会论坛、亚欧议会伙伴会议等15个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成为东盟各国议会间大会、拉美议会等5个地区议会组织的观察员。多边对外交往布*呈现出全球组织与区域组织相结合、传统组织与新兴机制相结合、广泛参与和统筹发展相结合的特点。全国人大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这一舞台，广泛宣传我国的政策和主张，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和影响。
2010年7月，吴邦国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次世界议长大会。这次大会是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10周年，但目标实现进程总体缓慢，南北差距和贫富悬殊拉大的背景下，由各国议会联盟和联合国合作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吴邦国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国际社会义不容辞》的重要讲话，并以大会第一副**的身份主持了当天上午的会议。吴邦国的发言赢得与会各国议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议会领导人的高度赞赏，他们普遍认为中方的政策主张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权利，认为中国为大会成功举行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短短两天与会的时间里，吴邦国展开了密集的外交行动，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议联**和秘书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世界经济论坛**，就加快千年发展目标实现进程、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支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与法国、南非、朝鲜、哈萨克斯坦等国议长进行会谈，与巴基斯坦、韩国、日本、印度、印尼、越南、马拉维等国议长举行早餐会，就加强议会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等达成共识。
全国人大代表团还出席了各国议会联盟第122、123届大会、亚太议会论坛第十八届年会、二十国集团议长大会、第六届亚欧议会伙伴会议、东盟各国议会间大会第三十一届年会、第六届贝加尔经济论坛、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者论坛等会议，派员参加了拉美议会年会、美洲议会论坛年会等会议，积极宣传我对外政策主张，广泛开展与各方的接触与交流，就热点问题主动做工作，增进各方对我大政方针的了解。
在对外交往中，全国人大利用各种场合和平台，积极宣传我国和平发展道路与战略走向，主动介绍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问题的政策主张，在台湾、**等涉我核心利益问题上积极做工作，起到了引导舆论、扩大影响的作用。
2010年1月30日，美国奥巴马**宣布向台湾出售总额64亿美元武器装备，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负责人就此发表谈话，表示对美方做法予以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并再次严正重申中方的立场，敦促美方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中美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和精神。
全国人大把贯彻落实中央**工作座谈会精神作为开展对外交往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会见相关国家外宾时，把涉藏问题作为会见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敦促外国议会、议员在涉藏问题上采取正确立场。对于支持中国统一大业、反对**独立的观点立场给予赞赏，对于一些国家议会和个别议员同情和支持达赖集团的言行予以批驳。
2010年1月中央第五次**工作座谈会举行后不久，全国人大**代表团于3月访问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代表团按照“宣传成就、澄清事实、斗而不破、力求实效”的方针，与澳、新两国**、议会、新闻、民众和侨学界广泛接触，举行了多场会见、会谈，并接受当地媒体采访，表明我在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敦促澳、新两国**、议会继续妥善处理涉藏问题，达到了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加深友谊的目的。
上海世博会是历史上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注册类世博会，也是继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的又一世界盛会。全国人大积极做好吴邦国委员长出席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日的有关活动；负责接待或协助安排了卢森堡、马其顿、西班牙、阿尔及利亚等国议长以及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出席世博会开幕式，巴哈马参、众议长出席闭幕式，以及俄罗斯、法国、波兰、马里、埃塞俄比亚、智利等国议长和欧洲议会议长参观世博会等活动，加深了我与有关国家的务实合作和人民友谊。
来访的外国议会领导人和议员对上海世博会交口称赞。法国国民议会议长阿夸耶说：“上海举办2010年世博会，传承着世博会的历史，也为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波兰众议长斯赫蒂纳强调：“上海世博会将长期被波兰人民牢记。”阿尔及利亚议长萨利赫表示，“通过世博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和进步本身就是很好的说明，不需要用言语来说明，因为它比任何语言的描述都更有力”。吕鸿 王莉 牛瑞飞
从实践理论上分析合作仍然是中欧关系主流的理由
双方不接壤，没有领土纠纷和相关的历史遗留问题。欧盟经济和科技发达，中国人口众多，制造业和出口型企业很多，双方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有很大的互补性。
欧洲议会压倒性优势通过一份反华决议，中欧关系面临挑战
根据环球网在9月17日的报道，欧洲议会在前一天的投票中，以570票赞成，61票反对和40票弃权的结果，压倒性地通过了重新制定中欧战略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被命名为新欧中战略报告。
欧洲议会要求欧盟在未来重新制订他们的对华接触战略，在报告中虽然有写到中欧双方是比较密切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但是同样的欧洲也不应该忽视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中欧双方应该是制度性对手，双方除了合作以外，也应该有对抗关系存在。而该报告的出台，也被认为会让中欧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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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是欧洲议会第一次出台相关的针对于中国的法案了，在2016年6月22日，欧盟还出台了所谓的对华战略要点。当时的欧洲就已经意识到了中欧双方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先的欧盟在对比中国时，所拥有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促使着欧盟改变了对于中国的态度。
在2019年，欧盟又提出了约束全球化的概念，在该概念中有着明显的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而在2020年，全球面对新冠疫情的时候欧盟还是没有忘记中国，不少的欧洲国家都对中国逐渐增强的国际影响力感到十分害怕，他们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抵消中国可能会扭转和重塑整个地缘**格*的力量。
欧洲希望可以在未来的世界格*中有更多的话语权，欧盟不少的国家都提出了要减少对于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产业链的依赖性，强调欧洲应该拥有着经济方面的完全自主权以及战略自主权，法国，德国都希望重建欧洲。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中欧双方就没有合作的可能性了，中国依旧是欧洲最主要的海外市场之一，比如说法国的奢侈品，德国的工业制品，以及西班牙的农业制品都比较依赖于中国市场，和中国市场的合作符合他们的未来长远利益。
含一颗爆珠，5秒解决口臭，摆脱尴尬！
皮肤瘙痒？抹一抹，当天解决！
被灰指甲折磨了20年，抹它解决了！
每天做对一件事，关节不再疼痛！
而且中国在和欧洲的合作过程中，一直采取的都是平等互利，相互信任，共同尊重的合作原则，这难道不比他们和美国的合作要更好吗？而针对于欧洲所通过的所谓新决议案，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在16日也已经作出了明确回应。
中国是不能认同欧洲所通过的新报告的，这份报告是基于谎言和偏见的，并且对涉及香港，涉及**以及涉及台湾的问题都横加指责，这违背了国际法原则，同时也不符合欧洲之前所作出的承诺，中国是坚决反对欧洲议会所通过的新欧洲战略报告的。
中欧已经建交超过40年，双方在很多国际领域方面都有合作的基础，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大家的分歧。所谓的制度不同以及意识形态不同，无法改变中欧合作非常密切的基础。
中欧关系不断发展深化的坚实基础？
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具备坚实的基础。中欧之间有着许多共同利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广泛的共识，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欧盟可以给中国带来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则以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给欧盟带来巨大商机。
双方各自拥有的灿烂文明，成为世界多样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是最牢靠、最持久的。
请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有关知识，分析评价中欧关系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矛盾具有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国家利益决定国家间的关系,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中欧建交30多年来多年来,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开行，在途运输时间短，运价合理，性价比高的优势越来越凸显...
A解析：本题考查哲学常识，主要涉及唯物辩证法的相关知识。A项正确，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即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开行后数量并不多，但是由于多方面的优势，开行数量越来越多，货物运输品质越来越全，开行线路越来越多，覆盖范围越来越广，体现新事物战胜旧事物。B项错误，普遍联系作为一般哲学范畴，通常是指事物或现象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结、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选项表述无误，但与题干不符。C项错误，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又引起新的量变，新的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引起新的质变，如此交替，循环往复，不断转化，这就是事物变化和发展的质量互变规律。题干虽涉及到量变，即班列开行数量越来越多，但没有涉及质变。因此虽选项表述无误，但与题干不符。D项错误，同一事物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选项表述无误，但与题干不符。故正确答案为A。
严少华：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及其*限 -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BRSN）
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以及欧美对华政策的转型，中国因素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巩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维护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欧美加快了对华政策协调的步伐，试图围绕意识形态、经贸投资、科技创新以及全球治理等议题协调共识并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当前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也有别于过去“美主欧从”的模式，呈现出更机制化和更全面的新特点。在协调的过程中，欧美对华政策出现了一定的趋同，但分歧也显露无遗。欧美对华认知与政策分歧、欧盟“战略自主”倾向以及“特朗普主义”遗产的影响都将对欧美协调的深度和效果构成制约。当今国际体系的特点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也决定了欧美协调难以复制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和平共处”是欧美协调和中美欧三边关系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
对华政策已成为欧盟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议程。美国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欧盟也在推动形成统一的对华战略。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以及欧美对华政策的转型，中国因素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成为当前欧美双边关系的主要关切之一。拜登执政后，回归盟友体系与多边主义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显著特征，欧美之间加快了对华政策协调的步伐。在跨大西洋关系升温的背景下，欧盟成为影响中美竞争格*的关键变量之一，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也攸关国际格*变化与中美欧三边关系走向。因此，认识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新态势与新特点，分析其动因与走向，对中国研判未来中美欧三边关系走向、形成大战略思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新态势
欧盟与美国作为盟友，在对外政策上本来就有协商与合作的传统，在对华政策上进行协调也并不罕见。冷战期间，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就成立过“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禁运。21世纪初，欧美也围绕在东亚应对中国崛起进行了早期互动。但在跨大西洋关系中，中国并非传统上的核心议题，欧美更关注**问题、俄罗斯的威胁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近年来，在中美竞争以及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中国因素”逐渐成为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欧美关于跨大西洋关系中“中国因素”的探讨也越来越多。有学者指出，中国议题同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一起成为强化跨大西洋关系的三个重点议题，即所谓“3C”(Climate,Covid-19&China)。
长期以来，中国议题在跨大西洋关系中都是分歧的来源之一，甚至引发双边关系的紧张。但随着中国议题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主流化”以及跨大西洋两岸关于中国议题的讨论逐渐深入，欧美在对华政策协调与合作上的共识也逐渐增强。这种共识体现在官方、智库和民间多个层面。在官方层面，跨大西洋对华政策合作的共识有所增强。2020年11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布《跨大西洋合作应对中国具体计划》报告，认为美国与盟友合作应对中国是“当前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议题”，并提出了具体合作的领域。同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新的政策文件《全球变*下的欧美关系新议程》，作为美国大选后加强跨大西洋合作的蓝图，包括对华政策合作。在智库层面，欧美对所谓“中国挑战”的共识增强，“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中国挑战”正成为欧美智库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如美国亚洲协会与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联合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在七个领域对欧美构成了现实或潜在的共同挑战，其中既包括经贸、人权与安全等传统议题，也包括技术、互联互通、海外影响以及全球治理等新兴议题。在民间层面，欧美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有所加强。据相关民调显示，跨大西洋两岸多数国家的民众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多于合作伙伴”，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尤其是在人权、气候变化与网络安全等议题上。
在对华共识增强的背景下，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也呈现出更机制化和更全面的新特点。当前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不仅有一个独特的机制化平台——欧美中国问题对话机制（EU-USDialogueonChina），而且覆盖的议题也更为全面和广泛，涉及意识形态、经贸投资、技术创新、地缘**及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
相似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是欧美之间最坚固的纽带，而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批评和防范则是欧美之间最大的共识，因此意识形态成为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尤其是拜登上台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重新回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其极力拉拢欧盟构建对华“价值观联盟”。在意识形态领域，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采取行动。
一是强化对华“人权外交”，协调“人权制裁”。在对华人权外交上，欧美由传统的以对话为主，逐渐转向对抗性的制裁手段，并协调出台了以“人权制裁”为主题的相关法案。拜登执政后，欧美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力度明显加大，涉疆、涉藏、涉港等议题成为欧美对华“人权外交”的重点，欧美在涉华人权议题上的互动与合作也更加明显。2020年3月，欧盟、美国、英国与加拿大不顾中国**的严重关切和警告，联合对中国**地区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这是欧盟30多年来第一次对中国实施制裁，也是拜登上台以来欧美协调对华政策最明显的体现，表明人权问题成为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重要突破口。
二是强化价值观纽带，构建所谓的“民主联盟”。近年来，欧美从意识形态视角协调对华政策的倾向更加明显，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从“存异”逐渐转向“求异”，刻意突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乃至“威胁”。这实际上反映了欧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防守心态。为了应对中国的所谓“制度竞争”，欧美开始强化价值观纽带，试图构建“民主联盟”，打造共同的战略、经济和**愿景。拜登倡导的“民主峰会”是构建“民主联盟”的重要路径。2021年12月，美国召开了包括欧盟在内的“民主峰会”，其目的一方面是强化价值观纽带，构建“民主联盟”，另一方面也是企图在意识形态上“异化”中国，将与中国的关系强行置入所谓“民主vs威权”的简单框架。
（二）欧美在经贸领域协调双边分歧，共同强化对华经贸政策工具
经贸与投资是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核心议题。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补贴以及投资安全等领域，欧美有着共同关切，但协调不足。特朗普**挑起的贸易争端，更让欧美在经贸领域的协调一度陷入困境。2020年12月，欧盟与中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引发美方对欧美协调的质疑。但拜登上台后，与欧盟协调对华经贸政策成为其施政重点之一。2021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拜登**任内首个贸易议程。报告强调拜登**将“与朋友和盟友协调，向中国**施压并要求其停止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在经贸投资领域，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呈现出两种新的趋势。
一是以应对中国为由协调欧美双边贸易分歧。欧美正利用中国因素推动解决双边贸易分歧，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在公布任内首个贸易议程后不久，拜登就与欧盟委员会**冯德莱恩通电话，宣布暂停因飞机补贴争端而实施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关税，并致力于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解决这个持续了16年的争端。欧盟与美国表示，将继续通过谈判达成全面而持久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必须考虑来自中国的竞争。2021年6月欧美峰会之后，欧盟与美国达成“空客—波音协议”，将价值高达115亿美元的飞机关税豁免五年。欧盟与美国还表示将加强协调，共同分析和应对“来自第三方的可能损害大型民用飞机产业的非市场行为”。欧美贸易争端的缓和也为双方协调对华经贸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是共同强化对华经贸政策工具。在2021年9月举行的“欧盟—美国贸易与技术理事会”（EU-US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TTC）匹兹堡会议上，欧美就强调要“特别注重利用和协调各自的贸易政策工具”应对全球贸易挑战。2021年12月，欧美第二轮中国问题对话在经贸领域重点讨论了增强经济弹性、促进供应链多元化以及应对“经济胁迫”等议题。尤其是“反经济胁迫”工具，成为欧美强化对华经贸政策工具的重点。美国与欧盟先后在2021年10月与12月推出了“反经济胁迫”相关法律草案。此类法案赋予欧美在面临第三国“经济胁迫”时采取反制的权力，可能给中国与欧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拜登**明确将科技竞争置于中美关系的核心，欧盟也在其新的战略文件中将中国视为“追求技术领导力的经济竞争者”，因此技术成为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新方向。由于中国市场容量巨大并且可以集中资源发展关键性的技术，欧美意识到单独应对中国在技术上的挑战会越来越困难。鉴于此，一些学者提出，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可以建立“Tech10”联盟，协调技术开发、使用及获取方面的立场。
在技术领域，TTC正成为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机制化平台。2020年12月，欧盟在其《欧美关系新议程》文件中呼吁欧美确立“共同技术议程”，并提议设立TTC。该倡议在2021年6月举行的欧美峰会上获得通过，也成为这次峰会最显著的成果之一。根据欧美官方的说法，TTC将是欧盟与美国协调全球贸易、经济与技术问题的平台，并由10个专门的工作组负责落实在具体领域达成的共识，包括技术标准合作、气候变化与绿色技术、供应链安全、信息安全、数字治理、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从这些议题来看，技术是TTC工作的重中之重。
TTC的成立被视为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试金石”，其首次会晤也备受关注。2021年9月，TTC首次会议在美国匹兹堡召开。欧盟与美国就加强在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半导体以及应对全球贸易挑战（非市场贸易行为）五个方面的合作达成了初步共识。欧盟委员会副**东布罗夫斯基斯会前表示，会议并不针对第三国，匹兹堡声明中也未直接提及中国，但在中国技术崛起的背景下，相关领域都有应对中国竞争的影子。欧洲议会最大的*团——欧洲人民**团（EPP）在会后发表的声明指出,“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欧美构成挑战，而TTC作为欧美之间的技术联盟是应对中国挑战的关键”，更直接表明了TTC针对中国的意图。
在与中国开展技术竞争方面，欧美协调围绕多个层面展开。一是采取所谓“小院高墙”战略，共同保护欧美技术优势，尤其是在人工智能、5G宽带、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加大对华技术封锁力度，强化出口管制机制成为欧美协调的新重点。拜登执政后不久，其**高级官员就表示将与盟友合作，对某些出口到中国的敏感技术采取“新的有针对性的限制”，以“防止中国增强其军事实力”。二是合作强化欧美创新能力。欧盟与美国近年来都注重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并协调各自的产业政策与产业能力，保持在战略性产业的竞争力。三是共同设定规则与标准。技术之争也是标准和规则之争，欧美试图通过共同设定关键技术的使用规则和标准，并在这些标准中体现其价值观，维持其在技术领域的话语权和竞争优势。
（四）欧美协调全球治理合作，应对中国的全球性影响
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已成为中美竞争与欧美协调的重要领域。拜登在2021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向欧洲盟友高调宣称“美国归来了”，这被视为美国回归多边主义与盟友体系的重要信号，恢复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领导力也成为拜登**对外政策的显著特征。随着综合实力的上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欧美学者对中国是否寻求系统性重塑全球治理体系虽然存在争议，但基本都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更积极有为，至少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因此，欧美协调的重点之一是应对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欧美在全球治理领域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和进取性的态势。拜登**已开始重返特朗普**退出的一系列国际组织与协定，并与欧盟一起从内部推动国际组织改革。欧美也更加注重对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系统的投入，与中国竞争国际组织领导职位，强化其在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由于“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为中国推行“替代性治理模式”和在发展中国家扩展影响力的工具，美国呼吁与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盟友联合推出“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通过加强经济、技术和**援助与中国竞争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在2021年6月的峰会上，以美欧为首的七国集团（G7）宣布推出一项全球基础设施新倡议——“重建更好世界”（BuildBackBetterWorld，简称B3W），此举旨在“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高达40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虽然G7声明中B3W计划并未直接指向中国，但舆论普遍将其视为西方版本的“一带一路”方案，与“一带一路”竞争的意图明显。
在全球治理领域，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也涉及一系列需要与中国合作的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防核扩散等。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在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欧美也意识到各自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和多维度，其对华政策协调必须置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背景下考虑。在气候变化领域，欧美都对中国表现出合作姿态，欧美协调的重点是如何同中国一起贯彻落实《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实现碳中和目标。在2021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上，中美达成了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为大会的成功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欧美对华政策协调新态势的背后有着深远的战略考量。对欧美而言，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定义跨大西洋关系和21世纪国际秩序的关键性议题。加强对华政策协调，既是出于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需要，也是为了缩小双方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巩固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维护欧美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从美国的角度看，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美关系从乔治·沃克·布什**至奥巴马**开始逐步进入战略竞争时代，并在特朗普**时期得到充分体现。拜登**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战略认知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拜登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由此可见，竞争仍然是拜登**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和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欧洲盟友是美国的核心资产，在美国对华竞争的战略棋盘上占据重要位置，也被认为是拜登**对华政策获得成功的关键。美国旨在通过加强与欧盟的协调，构建应对中国崛起的联合阵线，强化其在中美竞争中的优势。这也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称的基于“实力地位”与中国开展竞争的题中之义。
从欧盟的角度看，其同样面临与中国竞争的压力以及在中美关系中如何站位的问题。欧盟对华战略定位已从“战略合作伙伴”转向一种包含“合作、竞争与制度性对手”的多重定位。虽然欧盟仍然将合作放在第一位，但也日益强调中欧关系中竞争性的一面。尤其是在冯德莱恩力图打造“地缘**欧委会”的背景下，欧盟日益从地缘**视角看待中欧关系，将中国视为竞争者和挑战。由于此前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欧盟在处理中欧关系时常常有独自面对中国的“孤独感”。因此，约束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共同强化与中国竞争的优势，成为欧盟参与对华政策协调的重要动因。实际上，欧美中国问题对话机制最早也是由欧盟率先提议，是欧盟面对中美博弈的一种主动选择。博雷利在公布这一提议的记者会上曾表示，跨大西洋两岸在与中国的关系中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需要跨大西洋两岸紧密合作以共同应对。
美国在特朗普任内奉行“美国优先”的现实主义政策和“蛮权力”外交，削弱了美欧之间的信任，也使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跌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点。拜登当选后，欧美双方均表达了重启跨大西洋关系的强烈意愿。欧盟委员会主动出击，迅速发布《全球变*下的欧美关系新议程》，表达了主动塑造跨大西洋合作议程的愿望。该文件指出，美国**的更迭为“构建新的跨大西洋全球合作议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拜登也将重振跨大西洋联盟视为其首要任务之一。2021年2月，拜登以视频方式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其发出的最明确信号是“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拜登强调，跨大西洋联盟是欧美集体安全与繁荣的基础，如果要实现21世纪的目标，欧美伙伴关系必须继续成为基石。
尽管拜登的上台为跨大西洋关系的重启提供了可能，但欧美都意识到跨大西洋关系难以回到过去。在庆祝拜登就职的演讲中，欧洲理事会**米歇尔坦率地指出，“欧盟与美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不会奇迹般地消失。美国已经改变，欧洲对美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拜登也表示，跨大西洋联盟的回归并非回到过去，而是共同着眼于未来。换言之，欧美寻求的不仅仅是重启或恢复跨大西洋关系，而是通过构建跨大西洋新议程，重塑跨大西洋联盟。因此，跨大西洋关系需要寻找新的契合点与合作增量。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成为欧美构建跨大西洋新议程、弥合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外部因素。通过协调对华政策并将中国议题纳入跨大西洋关系核心议程，欧美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巩固被特朗普**损害的欧美关系，为重振跨大西洋联盟提供新的动力。
（三）强化对国际规则的塑造能力，维护欧美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当今全球秩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这一秩序以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为基础，以美国的霸权为保障。冷战结束后，西方凭借其优势地位进一步主导了国际规则的制定，并极力推崇所谓“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这一秩序虽然包含了非西方国家，但主要还是体现了西方的价值观和偏好，也是西方国际**、经济优势地位的保障。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秩序和国际格*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上升。另一方面，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力量削弱了西方内部的团结，也对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全球秩序造成冲击，以至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感叹“西方霸权正在终结”。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年度报告以“西方的缺失”概括全球秩序的特征，指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非西方化……西方自身也变得越来越不西方”。这一说法也深刻地反映了欧美对国际权力转移和全球秩序变革的忧虑和不安。
随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全球秩序和治理体系也正在发生更加深刻的调整与变革。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影响力堪比世界大战，让既有国际秩序难以为继。因此，重新找回西方、重振在全球秩序中的领导权成为欧美的共同目标。中国的崛起和国际权力的转移被欧美视为其重新领导世界的主要挑战。2021年3月拜登**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声称，“中国是唯一可能凭借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给稳定和开放的国际秩序构成可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欧盟对华战略文件也认为，“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不同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奉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中国）有选择地支持某些规范的做法削弱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可持续性。”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年度报告则更直接地指出中国致力于构建一系列“平行的国际机制”，对传统上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既是补充，也是挑战。在欧美中国问题对话机制框架下，多边全球治理成为欧美协调的主要议题之一，其目的就是在多边层面联合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加强欧美对国际规则与标准的塑造能力，维护其在多边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就成效而言，当前欧美对华政策出现了一定的趋同现象。2021年12月，在第二轮欧美中国问题对话之际，拜登**高级官员表示，美欧将发表共同声明，以此表明美国与欧盟对华态度的“日益趋同”。这种趋同不是单纯的欧盟向美国靠拢的结果，而是欧美互相靠拢的结果。从欧盟视角看，欧盟仍然视中国为合作与谈判的伙伴，但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盟逐渐接受了美国对华政策竞争性的一面。拜登上台后，在拉拢欧洲应对中国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欧盟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有更多的共识。从美国视角看，拜登**对华定位也有向欧盟靠拢的趋势。2021年3月，布林肯上任后与博雷利进行了首次会面，其后发表的声明指出美国与欧盟“相互理解并承认与中国的关系是多面性的，包含合作、竞争与制度性对手成分”。这表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欧盟的语言来定位与中国的关系，是欧美对华政策趋同的一种表现。尽管如此，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仍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走向和前景仍然受到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制约。
虽然欧美对华共识在增强，但跨大西洋两岸对“中国挑战”的认知及应对方式上仍然存在分歧并且在短期内难以弥合。美国作为霸权国，传统上倾向于从地缘**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中国崛起，将中国崛起视为其地缘**与安全挑战，对华政策的首要考量是遏制中国的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当前，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有两个新的特点。一是首要性，即认为中国是美国的“首要威胁”。拜登**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以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2021年度威胁评估》都将中国列为“首要挑战”。二是全面性。在美国看来，与中国的竞争是全面性的，涉及经贸关系、意识形态、地缘**与国际机制等。
对欧盟而言，中国既非“首要威胁”，也不是“全面竞争对手”。欧盟对华战略认知仍然是多维度和多面向的，同时视中国为“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与“制度性对手”。在美国的影响下，欧盟开始逐渐重视中欧关系的安全与竞争性因素，但在其对华认知中，地缘**与安全并非首要关切，经济利益仍然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此外，由于欧盟本身的多边主义属性以及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欧盟对华认知也深受多边主义视角的影响，即将中国视为多边国际体系以及应对全球挑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美国与欧盟的对华政策分别呈现出地缘**和地缘经济主导的特点，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在战略竞争思维的主导下，美国**以“全**”方式加大对华压制，对华强硬已成为两*共识与府会共识。虽然美国强调并不想与中国进行“新冷战”，但在实践中其对华政策体现出明显的“新冷战”特征。欧盟则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中美陷入“新冷战”的*面，也不愿意彻底投身美国主导的大国竞争。与其对华认知的多面性相一致，欧盟对华政策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特点，经济上的互利合作仍然是欧盟对华政策的主基调。
从根本上而言，美国与欧盟的对华政策分歧可以概括为战略性政策与战术性政策之间的分歧，这也符合美国与欧盟各自的行为体属性特征。美国对华政策体现了经典的“大战略”思维，“大国战略竞争”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范式。美国对华政策的诸多领域——贸易、投资、技术、安全与人权等，都被纳入这一范式之中。欧盟虽然也视中国为“制度性竞争对手”，但全面强硬的对华政策尚未在欧盟形成普遍共识。欧盟并没有经典意义上的对华“大战略”，更多是战术性地管理中欧之间的合作、竞争与对抗。正因如此，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相对一致性相比，欧盟对华政策在实践中体现出矛盾性特征，往往在中欧关系的不同领域之间作出看似矛盾的决定。欧盟在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之后又对华实施人权制裁，就是这种矛盾性的直接体现。
战略自主已成为欧盟主流政策话语和长远战略目标。虽然拜登执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欧盟的焦虑，但中美战略竞争的格*没有变，欧盟也意识到美国对外政策重心将长期聚焦于“印太”地区，因此不会停下追求“战略自主”的步伐。在拜登当选的背景下，欧盟不顾当时的美国候选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警告，宣布与中国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就被认为是欧盟追求战略自主的体现。拜登执政后，欧盟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共识有所增加，但欧盟不会放弃战略自主的原则。阿富汗撤军事件以及美英澳安全联盟（AUKUS）的成立让欧盟认识到拜登**对欧政策调整的有限性，进一步刺激了欧盟内部有关“战略自主”的讨论。
在战略自主理念的影响下，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也有别于过去跨大西洋关系中的“美主欧从”模式。在对华政策以及更广泛的跨大西洋政策议程上，欧盟不再是任由美国设定议程的“低级伙伴”，而是相对更加平等的议程设置者之一。欧盟将基于自身利益和价值观形成自己的对华政策议程，并在跨大西洋对华政策协调上掌握更大的话语权。2021年2月，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盟尽管与美国价值观相近，也不应该与美国联合对付中国，因为这会适得其反。这可以视为欧盟内部在对华政策上追求“战略自主”的一种声音和体现。2021年6月，在北约峰会发表关于中国的强硬声明之后，德国**默克尔表示北约不应忽视中国，但也不应夸大中国的威胁。中国仍然是很多议题上的合作伙伴，因此默克尔主张北约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威慑与对话的双轨模式。从欧洲领导人的涉华表态来看，欧洲在加强与美国对华政策合作的同时，也与美国“新冷战”式的对华政策保持一定距离，保留了战略自主的空间。
特朗普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国内**经济的分化，这种分化体现为经济上的贫富差距、**上的*派斗争，也存在于不同的种族、肤色、性别、宗教与地域之间。特朗普执政不仅未能修正这种分化，反而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分化倾向。虽然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落败，但他所获得的7400万选票意味着其“群众基础”依然庞大。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美国依然拥有肥沃的土壤，其吸引力也比特朗普本人更为持久。由于特朗普现象的经济、社会根源持续存在，“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将是美国在今后很长时间内都不得不面对的沉重遗产。
“特朗普主义”的遗产将以两种方式制约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一是对内影响拜登**的政策议程和优先事项。“特朗普主义”所暴露的美国**、经济与社会问题将迫使拜登**优先处理国内议题，尤其是科技、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以及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拜登也曾表示将尽力确保优先投资美国，在对国内做出重大投资之前，不会签署任何新的贸易协定。在对外政策议题上，由于美国民众对美国扮演全球领导者角色的支持度下降，拜登**重建美国领导者角色的努力将继续受到国内民粹主义倾向的掣肘。2021年7月，拜登**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其实也是遵守了特朗普**制定的撤军协议，是特朗普式“美国优先”的延续。二是在外部影响欧盟对美国的信任。“特朗普主义”的持续影响让欧洲担心美国会再次出现特朗普似的**人物，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冲击。2021年1月，特朗普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的事件让欧洲感到震惊，也使后者深刻意识到“特朗普主义”的持久影响力以及美国国内**与社会的撕裂。换言之，“特朗普主义”只是美国**与社会分化的一个缩影，并不会因为拜登的上台而销声匿迹。因此，尽管拜登宣称“美国回来了”，欧盟对拜登**政策的可持续性并没有十足的信心。
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加强是近年来中美欧三边关系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可能对中美欧三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在协调的过程中，欧美对华认知和对华政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在双方有共识与共同利益的领域，如意识形态、供应链安全、出口管制、互联互通等，欧美开始构建针对中国的“议题联盟”，让中国在特定议题领域面临更大的压力。在美国的拉拢和影响下，欧盟对华政策导向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当前欧美对华政策协调更可能导致欧美之间形成战术性的“议题联盟”，而非战略性的“反华联盟”。这其中既有欧美之间一系列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也是由当今国际体系的特点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决定的。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在经济上也与欧美市场以及整个国际体系深度融合。这些都决定了当前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将难以复制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沿用结盟与遏制的冷战思维对待中国不仅达不到目的，也将损害欧美自身的利益，将世界割裂为不同的集团和阵营。在2021年11月举行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中美双方达成共识提出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三点原则。这三点原则为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欧美协调指明了方向。中美欧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关键力量，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和应对全球挑战方面责任重大。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应着眼于中美欧三方共处与合作，在合作中缩小分歧，而非着眼于竞争与对抗，在竞争中弱化合作。（作者：严少华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1月15日出版，本文有删减，注释从略）
*本文是外交部中欧关系研究“指南针计划”2021年度课题“2020美国大选后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动因、前景与影响”（项目号：KT202102）和复旦大学2020年度原创科研个性化支持项目“拜登执政背景下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研究”（项目号：IDH3057019/008）的成果。感谢《国际问题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编辑部和吴心伯、叶江老师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